（原刊《中大四十年》）
我找唐文略談對國家民族的看法和其歷史，因為大家同年出生，中小學都是受「正宗」的殖民地教育；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了解這十年來，一位對民族主義嘗試反省的同學想甚麼，和為甚麼想。唐1999年於社會學系畢業，曾在非政府組織及雜誌工作，訪問時為立法會議員助理。
唐的祖父祖母，有台北市戶籍，選舉時，他們會回台北投票給國民黨候選人。由於家族的關係，他聽了不少有關抗戰和中共的故事，因此不喜歡中共，對戰爭生感觸。1989年民運發生時，他唸小六，對發生的事不甚了了；在六四後的上學天早會裡，老師播歌，他卻流淚不斷，反被同學笑：「使乜咁激動」。及後他多日臂纏黑紗。
暑假後唐升讀中一。雖然他跟同學都從媒體目睹1989年民運，但彼此很少討論時事，見解也少，看報時留意的多只是本地新聞，他當時對國家民族的情感也「乏善足陳」。預科時，教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老師採用大學導修的方式講授，鼓勵同學思考，才使他想得較多。
唐於1996年入讀中大，國是學會是他首個參與的屬會。他在國是學會參與了一些討論，由於中學時少接觸有關中國的議題，他感到新鮮。當時的討論包括了台灣、西藏及新疆等地的統獨問題，他並沒有「神聖領土」的想法——這也可能解釋他為何沒參與該年的保釣運動。
1997年初，由曾是國是學會幹事，後來成了1997年學生會財政的張毅引介，唐參與幹事會傾莊，最後成為社會幹事。當時傾莊不免會談到中國領土和民主運動等議題，而他在傾莊的過程中，理出自己的想法：國家的版圖從來都不固定，尤其是非民族國家，可能只是從協商以至侵略而來；加上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儀式中只用英語和普通話，代表香港的廣州話反而缺席，他認為，不應只由其他人替某個地方的人決定那地方的前途。回歸前後，香港有很多應時的中國認同或愛國感召，他對這些忽然出現的近乎舖天蓋地的一面倒聲音感到困惑。令他感受最深的，是當時湧現的校園內地交流團，和靠攏內地的風氣。他認為，主權轉移，加上中國跟香港各方面貼近，對中國加深認識乃情理之中；但也應深究為何關心中國：是出自對當地民眾的關懷，還是民族主義使然，或是金錢和權力的考慮？倘若過去並不多關心中國，卻只因為利益而突然關注起來，似乎欠了對人的關懷。
亦是回歸前後，香港社會同時也瀰漫對回歸後自由是否會被國家壓制的憂慮。在這種氣氛下，唐參加了人生第一次六四晚會。他說，參與六四晚會，可以叫自己記得從前對1989年民運的印象和感受，不過晚會甚為形式化，激發情緒尚可，但似乎無法加深與會者的民主意識，甚至未必能凝聚人心；而如〈中國夢〉、〈祭好漢〉等晚會必唱歌曲，歌詞包含不少漢族主義（如「中國夢」歌詞提到「每一個夢源自黃河」和「五千年無數中國夢」，都是漢族的觀點）或性別偏見（只祭好「漢」卻忽略六四死難女性）內
容，似乎跟民主、人權等觀念不甚配合。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最後一天，1997年6月30日，唐在中大學生會於皇后像廣場的「民間藝墟」（主要由社運團體合辦的其中一個回歸活動）攤位幫忙。那個黃昏他聽到七十年代參與學運，從事藝術行政的莫昭如說：「從藍怪獸（英國）到紅怪獸（中國），但從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唐覺得，這話活靈活現，道出香港人的處境。
回歸後，中大會在元旦、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假日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唐當時沒見到中大懸五星旗的光景，對五星旗有些想法。他對它沒太大好感，懷疑為何必須尊重它：尊重它，是否表示非接受那顆最大的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可？人民是否有權選擇自己的政權？是否只能盼望共產黨出現好的領導人，否則就只能聽天由命？他認為，五星旗代表不了人民，也代表不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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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唐認識的支聯會和他知道的國殤之柱事件
中學時未參加過六四晚會的唐，成為學生會幹事後，參與支聯會的會議，才跟支聯會打交道。他覺得支聯會的活動方式單元，也見識支聯會領導男權味重的「大佬」作風，因而不甚滿意支聯會，以及不少支聯會常委參與的民主黨。但他指出，近年支聯會讓更多團體在六四晚會發言，又改動一些歌詞等，如果這些動作反映背後心態的改進，都是好的。
1997年六四晚會後，唐參與運送國殤之柱到香港大學的過程。港大校方一度阻止國殤之柱運入，甚至召來警方在港大大學道閘門前維持秩序；這是唐首次直接參與跟警方比較有規模的衝突，因而見識國家機器的力量，也看到主流聲音如何令言論空間收窄。
（有關國殤之柱事件，亦可參閱「示威」icon的〈安靜地，談示威：訪施鵬翔〉及「大聲公」icon的〈駁雜的群眾之音——國殤之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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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莊期過後，唐在1998年出任中大駐學聯首席代表。當年夏天，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餘波，印尼社會的矛盾顯化，發生政治危機。當時不少在印尼的華裔人士，被其他族群侵害，香港傳媒因而跟進。他認為，主流論述自我本位的情況嚴重，講述和討論該次事件時，著重「華人」的情況，而忽視歷史背景、社會因素，以及事件中有否其他受害人；此亦見諸其他災難的報導，往往特意提到，甚至只提到香港人或華人如何如何，彷彿不關心還有甚麼人受苦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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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印尼排華事件在中大
1998年中大學生會會缺莊，中大學生報舉辦了一個簽名運動，抗議印尼發生排華暴行，要求印尼政府關注並儘快制止暴行發生。簽名運動共收集了約2400個簽名，反應可算不錯，後來交往印尼領事館。當時學生報人力物力經驗均極度缺乏，亦未曾以民族感情呼喚同學關注，也能取得如此反應，可能要歸功於傳媒的大肆報導、網上資訊的流通喚起了同學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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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唐成為學聯常委主席。在此之前的1月29日，香港的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雖然港府在裁決後隨即表明尊重法院判決，但後來卻指判決會令167萬人有居港權，令香港無法承受，及後更尋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24條——關於永久居民定義的條文。「一二九判決」後，唐因聽到不少政府對內地人的負面宣傳，覺得手法跟之前政府指「綜緩養懶人」相似，港人內地子女的權利面臨被剝奪，因此，他投入爭取居港權運動，也成了他有生以來最投入的一次社會運動。
唐說，自1989年民運起，「香港跟內地血濃於水」的說法愈被強化，我們會有「愛國民主運動」，會在內地發生水災或其他災難時大力捐助；但跟來自其他地方的人不同，我們常稱為「同胞」的內地人來港居住時，香港和香港人會給他們設了很多限制[1]，藉此希望他們不來，甚至不讓他們來，或替他們決定應否來港等。而在港府開始抹黑內地人後，不少號稱愛國的團體，亦支持政府的立場和尋求人大釋法的決定。他認為，姑勿論對「國家」的定義如何，但原來那些團體的愛國跟「人」無關，愛的可能只是自
己的權位、利益。而聲稱尊重人權的民主派多也只要求修改《基本法》，他認為最終同樣會令一批本來應有居港權的人，來不了香港。
[1]
唐說，雖然內地人來港居住，不像其他地方的港人配偶來港般，港人申請者要通過入息審查，但也有其他限制，例如遵從內地的單程証制度，只准未成年者，或父或母超過六十歲，又沒有在港子女的人來港。而夫婦婚後需分隔若干年，內地配偶才可來港定居。
自1999年6月26日人大常委釋法後，出生時父或母已是香港永久居民者，才能申請來港。唐覺得，那令不少香港人心安理得，推搪說「港人內地子女仍可申請來港」，因此就不理會一批因為釋法或以前已有的限制，不能申請來港的港人內地子女；另一方面，香港歡迎能刺激本地經濟的內地旅客，但又會說，內地准許部分居民以個人身分來港旅遊，會帶高罪案率，卻不知為何認為國外旅客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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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居港權運動vs20030701
唐指出，爭取居留權運動是過去幾年一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每次行動參與人數以百至千計，並能持續數年，可說是社運奇葩。在運動中可見，很多所謂的香港人（其實很多也不過是舊移民或舊移民的子女）對港人內地子女甚為反感，港人內地子女在生活上遇到的歧視不消說，遊行時也有不少市民在旁責罵。他說：「香港人其實很擅長仇視不同的人。」對比港人內地子女也有參與的七一遊行，在行人路指責的人少了，卻多了很多支持的人，甚至商店。他希望眾人能如當天般，互相接納扶持，不要歧視其他人，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說遊行阻街，因為它是一種表達意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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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港權問題如火如荼時，同時發生兩件掀動中大人民族情緒的事。1999年2月12日，日本老兵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華見證會，在崇基教堂舉行。唐認為，在不少有關日本侵華歷史和反日本擴張（如保釣）的活動或行動時，很多人會說擔心軍國主義復辟，史事被否定或扭曲等，他覺得，這些都是令人憤懣的事實，但我們提到這些想法時，我們的確是想到這些，或是因民族主義，因為被欺壓的是中國人或（會限制他們來香港的？）同胞，所以才不滿日本所為？我們又有否反省自己，我們是否也正在欺壓另一些人，扭曲和否定某些史實——儘管程度不同——？鼓吹兩岸政府派軍艦到釣魚台，除了是領土問題外，又是否代表鼓吹軍國主義？對他而言，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如民主運動可加上「愛國」二字，令它更有號召力，但民族主義也可以推動一些盲目的作為，是故，他對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事物，還是有點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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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1996年保釣、1999年東史郎見證會和2001年新亞學生會的一本特刊
據學生報出版之特刊稱，東史郎主講的日本侵華見證會，出席人數連中學生在內達數千人之多。由報社的「管錐」內閣出版的有關特刊的莊評聲稱，「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必須認真並正視歷史和戰爭的可怕」，顯然無意強調對侵華問題的關心和「中國人」的民族身分。反而，該莊評對日本及香港的歷史教育都作出了抨擊；並隱然指日本政府不願面對侵華史實，與中國政府不願承擔六四事件的責任一般值得指責。這種行文策略，或可視為對「中國」的民族身分的欲迎還拒，寧願把自己的關心訴諸人
類所應共同關心的。
新亞學生會於2001年出版的特刊《我們不記恨》以中日戰後問題為主線，全書分為六部分，排列依次為「篡改教科書」、「慰安婦」、「道歉要求」、「釣魚台之爭」、「戰爭賠償」及「還看今朝」。從其編排次序中可以推斷，同樣屬於涉及中日關係的議題，在當時「保釣」的號召力或（和）重要性似乎遜於「南京大屠殺」。
《我們不記恨》的〈編者的話〉第二段表示：「中日戰後問題的處理，與兩國民族的發展，中日關係未來的路向，甚至世界和平都息息相關。」這裡可見編者們試圖將有關自身民族的訴求訴諸普遍價值——雖然，後文也聲稱「願意寬恕任何人犯下的錯誤，但這絕不代表縱容罪惡：至少他們必先誠心為罪行懺悔，才可以重新得到我們的接納」，並稱自己以「承擔為逝去的人、為在世的人、為民族討回公道的使命」為本份，表現了相當強的民族認同感，但同時也強調理性、和平、認識歷史等等價值，表現了一種
饒具趣味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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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8日，美國及北約空襲南斯拉夫個多月後，中國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大使館被炸，三人死亡。隨後內地和香港反美反霸示威連連。唐憶述，空襲開始時，學聯以至其他學生組織，少有討論空襲；直至大使館被炸，各學生會才紛紛關注。他懷疑，我們關注的到底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受苦的南斯拉夫人民，還是只關心被炸死的中國人？而在炸大使館後，新亞學生會曾建議向美國駐港領事館擲雞蛋，唐覺得那也是一種暴力，雖然跟美國空襲相比，輕微得多。
從炸大使館帶動的民族情緒說起，我問炸大使館跟爭取居港權兩件事件有否交匯。唐說，兩件事雖同時發生，但他自己沒有將兩件事一併討論；但回溯當年發生的事，他覺得，香港主流民眾對「同胞」，態度往往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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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三件發生在1999年5、6月的事
一
「Franklin Tong，不知所謂。」——一位同學在cuhk.forum新聞組跟唐爭論炸大使館事件，前者最後貼出這句。
二
唐說，炸大使館後，有些被認為「反中亂港」的學生團體成員，遊行時舉起五星旗。他認為既可說那些「反中亂港」的學生團體其實不反中亂港，但也可說，學生團體中人之前未必認同五星旗的意義，卻在那次遊行時亮出來。
三
唐在1999年的心力，幾全放在爭取居港權上，於與六四和七一有關的活動時，也不忘提提爭取居留權。他曾建議在六四前的「愛國民主大遊行」打出一幅「支持居留權」的橫額，但不少人覺得風馬牛不相及[2]。
[2]
類似情緒也見諸當年6月2日在烽火台舉行的六四集會。詳見「六四」icon的〈你未必需要同意我——「六四．今天．我們」二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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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現在如何看中國或華人，他提到三點：關心一地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當地制度；可以的話，這種關心不只限於香港或中國——只要他們是人，甚至說是地球環境，可改善的就應改善，不是說不是中國，就不用理會；而我們常常堅持一國兩制，對他來說，是暗喻內地那套欠佳，香港人只想獨善其身，如果內地政治、民生能改善，及得上甚至超越香港，到時一國兩制也不一定重要；對於中國，他希望它能好起來，所謂的好，是每個人的生活可以改善，並能有一套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制度，不需只期望賢君。
無線電視翡翠台最近在星期三晚十一時，播出《百年中國》，並請狄娜女士擔當主持兼旁述，已播出三集。剛播出的一集主要講國共合作、分裂、日本侵華及八年抗戰，由於是集史觀頗為「抑蔣」，忽略不少國軍抗日的史蹟，故被修讀歷史的加美尤君大大修理一番。聞得此紀錄片源自中國大陸的中央電視台，雖又聞近年中國大陸的抗日戰爭史觀，漸肯定國軍的貢獻，但正如一切過渡期般，舊想法的影響依然存在，加上狄娜女士對中國共產黨打的同情分，有這般的結果屬意料之內。按前引的《明報》訪問估計，後數集談到「久齊嘉一」時，恐怕又引來一輪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