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June, 2003

一起寫吧!(十四)播音人 (寫作+回憶)

Friday, June 13th, 2003

十年前我還在念中學,平日最愛做的事之一,是聽收音機
。不少聽收音機的年輕聽眾,想也憧憬某天能坐在播音室
,當節目主持人,播歌,跟娛樂圈人物談笑,或與聽眾分
享一己的人生經驗或創意。這種「DJ夢」,我曾模模糊糊
發過一些。

中七畢業後,我弄了第一期,印刷版本的雜誌《青年人民
》,把其中一兩本寄往最常收聽的電台頻道,希望得到那
甚具創意頻道中人的青睞。結果真的有人找我:那頻道某
位主持人請我於某個黃昏,到她的辦公室談談,看看我是
否適合跟他們合作。

談了一個多小時,結果大家只是見過而已,並沒甚麼下文
,我不覺得有甚麼遺憾。

四年前我大學畢業,發了不少應徵信到報刊去,為的是在
傳媒謀得一份工作。第一份傳媒工作完結後不久,我看見
某電台聘請「科技記者」——我電腦知識和媒體經驗都有
了,還等甚麼?於是我多發一封應徵信。可能我有點經驗
,加上要求待遇不高,獲聘了。

科技記者其實屬新聞部財經組,為的是在趕科技新聞的大
潮時,也有多一個人跑財經新聞。初期的工作不是在電台
的辦公桌前譯稿,就是到商業區的高級旅館宴會廳或企業
的會議室,聽聽上市公司的要員解說他們的鴻圖大計。工
作四個月後,新來的上司著我錄一段廣播稿。

措手不及。雖然在電台新聞部工作,但沒想過未經訓練,
就要先錄一段給萬計聽眾聽的幾十秒長稿子。在一個資歷
深的同事協助下,好容易才錄好那段廣播稿,趕及在財經
新聞時段播出。

隨後的那個夏天,我除了新聞稿外,還要替一個新設的夜
間資訊科技節目錄一些專題旁述聲帶,每次約長三、四分
鐘。每天的專題稿給另一個上司審閱過後,我便到錄音室
錄音。當自己站到咪高峰前,自己已先緊張幾分,聲帶和
舌頭隨即配合,一篇六七百字左右的稿子,流暢的念將起
來只花五分鐘不到,我可有本事用二十分鐘念完。念時不
斷「edit」、「edit」、「edit」,錄過後自然亦要edit
、edit、edit。那時花一小時錄音剪輯,家常便飯。多虧
晚上較少人使用新聞錄音室,否則我會成為整個新聞部的
公敵。

漸漸地,自己的身心適應了錄音室的環境,儘管不勤練習
,錄製聲帶的速度還是比以前快了些。

在電台工作的那兩年,現場播報新聞的機會只得幾次。現
場播音求的是零瑕疪,自己在播音前,會把稿子反覆低誦
,使自己熟習那些字句,好讓正式播音前不致出醜。還好
,那幾回大都聽來四平八穩,差錯不多。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某個星期五,我被請離電台,我人生的
第一段播音生涯,在當日結束。
-------------------------
第十五次「一起寫吧!」的題目為「驚」,女巫出題。

一起寫吧!網上閱讀

我的六四個人回憶

Sunday, June 8th, 2003

六四當時

絕不滿足以口念記,反省中前行行萬里
——金佩瑋「毋忘六四」

我任編委的《中大四十年》稿題不少,近期各編委審視的其中一個稿題,叫「六四」。顧名思義,內裡的文章均討論六四和近十年中文大學的關係。那些文章討論的,主要是學生運動組織,如何可按六四以至整個1989中國民主運動,行動、發展、更新等。

稿題收錄的其中一篇文章,是梁文道在九十年代末寫的《廣場密碼》,本來是已停刊的《打開》僅有一次的六四專題的前言。他提到,香港人的六四記憶,差異太少,講或重述的時候,都很一致;打破例必說天安門坦克車平反等等,將回憶拉回自己的生活,可能對自己更有幫助。記得那些年間,Jas也建議《青年人民》的各拍檔(當然包括我)就六四寫點甚麼,我懶,沒寫,但如果寫的話,恐怕也會寫點個人回憶。

因為重讀梁文道這篇文章,認同他的想法,也因為今天是2003年6月4日,香港的公眾假期端午節,我想,我應該把我的六四事寫下來,當成另一種記得六四的手段。

1989年5月,我十二歲,念小學六年班。當時我對1987年春的中國學潮,還記得一點,記得方勵之、學潮和爭民主,覺得那次不是甚麼壞事。那時看過些中學中國歷史課本,閒時把一本台灣的作文範文集和《讀者文摘》翻來翻去,結果我變得愛國又反共,直覺共產黨愈快下台愈好。到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哀悼集會的新聞傳來時,心情難免被牽動。

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嚴,之後連續三個星期日,香港人上街、集會。我記得5月20日下午,在大埔寶鄉橋上,遇到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隊伍,人數百計,但沒留意由哪個團體號召。我把那次遊行,寫進學校週記裡,並說要打倒「毛(毛澤東的毛)產階級」。5月21日,香港人在香港島北遊行,參與者號稱百萬。單由電視新聞看到的幾分鐘片段,已被震憾——當然,能有幾分鐘是因為事近地近。與之相比,十四年後的倫敦百萬人反戰示威,香港媒體的報導只得零星落索。

那兩個多星期,心神都被「特別新聞報導」吸引過去。報導裡所謂的「最新進展」,可能已連放兩三遍,但能夠看到北京發生甚麼事,香港街頭又發生了甚麼事,已覺得跟整場運動一起。5月28日,香港人又一次上街,周末的「民主歌聲獻中華」轉播佔據了香港所有的中文頻道,幾乎所有認識的香港歌手,都爭著上台,以表心志。當時的高小生,也能將「愛自由」這首歌啷啷上口。

6月3日晚,解放軍武力清理北京街道,一稱「平暴」,一稱「鎮壓」。第二天大姑丈生日,親友都到他在魚則魚涌的家聚會,雀局不斷。黃昏時有幾個十多歲的孩子,從跑馬地的「黑色大靜坐」回來,晚飯和平進行。

隨後兩天,我念的下午校花點時間,為學生舉行悼念集會。而學校(或是毗鄰的天主堂),在向大街的一邊圍欄,懸了一條悼念橫額。第二天集會前,橫額被扯下來;一個馬姓男老師對我們講這事時,問道:「那些扯下橫額的人,是不是中國人?」事隔多年,回想此話,我想:對方若是中國人也不妨,蓋中國人也有怕事的,也有死挺國家的,也有清楚或不清楚自己在做甚麼的。

當時校方也不怕血腥暴力嚇到學生,把幾張血肉模糊的新聞照片,放在操場一角。

那幾天曾有號召罷課罷市,但6月5日晚,九龍發生騷亂,結果罷了。隨後的一兩個月,殘瀾仍在,有點討論有點抗議,但彷彿北京的民主女神像一倒下,支援的對象也同時消失,後來就如我現下稿題的另一篇文說:「無運可支」。接著香港出現信心危機,一班人某天湧到啟德機場,向到訪的英國外相爭取港人居英權;家母當時湊熱鬧,她說,外相的車很快駛走,大家一哄而散。

小六畢業後畢業班同學的第一次旅行,好像選往船灣淡水湖。那天兩個快結成夫婦的老師,在壩上共坐一單車,我指他們說:柴玲跟封從德。那是我僅餘,當年有關民運較輕鬆的回憶。

六四以後

1989年9月,我升讀中一,六四一周年的紀念活動,在我考期終考前後舉行。那時候身邊很少人談民運,也沒有人力勸我參與示威集會,隨後那麼多年都是如此。某一年,有人抗議六四晚上舉行香港小姐選美決賽,還記得有一個妙齡女演員拒收反對者的傳單——她的父母在1967年時,因支持香港仿效文革的暴動,被港英政府遞解出境。(2005年補:年輕女演員該是傅明憲,她的父母是前電影演員傅奇和石慧)

不過中國仍是我們生活裡的重要題目。糧油、東江水、旅遊、親戚、語言、文化、國企股、以及九七(當年還可以叫「大限」的),全都跟中國有關。不談六四,談中國也有很多的談法,但若不談六四,不按身處環境的道德觀談六四,教誨就會源源而來。有時,教誨會從一方射向另一方,旨令對方被己方同化。

1996年秋我進大學,1997年初我加入學生報。雖說是大學的小傳媒,但既是傳媒,又跟社運常客之一的學生會緊扣,當了學生報編委,總不免擔心自己在7月1日後獲罪。當年的六月四日,學生報開了報社先例,製作了一本《六四特刊》,把史事和個人感想評論等共冶一爐,並把其中一些送到維多利亞公園,讓參與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悼念晚會的朋友取些回家。那晚,我第一次參加六四悼念晚會。晚會過後,一些拍檔跟隨護送國殤之柱的人群,到港島西北的香港大學去,目睹國殤之柱成功送進港大的一刻。

我給那本特刊寫了稿,題目記不起,文章大意說我們該準備,為不能合法紀念六四的那天準備,為六四平反了的那天準備,為夢想實現的那天準備。

隨後的一年,主權轉移並沒帶來大規模的政治整肅,我在大學邊學社會學邊學社會運動,甚為認同多元論。當時看到一些社運者的文章,指支聯會把六四紀念單一化,對運動未必有利。我雖未被愛國言論感召,拒絕再參與六四悼念集會,但反單一化的言論,卻教我對支聯會抱一點戒心。

1999年,我因幫忙學生會運送六四特刊,再一次參與六四悼念集會。集會模式依舊,燭光點點好漢連祭,內容的確齊一,但不能否定,它仍觸動來參加的有心人。至於眾多有心人是否聽過,或支持「悼念多元論」,不得而知;可那麼多年來,幾乎每個有心人在六四晚上,都只選擇維園的集會。多元的悼念方法,似乎只盛行於社運熱心者中間。

四年來,很少參加跟六四有關的活動。2000年六四前,我參與「天安門母親」的悼念晚會。但每逢六四,或看到有關六四的記載和討論時,心難免戚戚然。

(原刊公開日記,分六月四日及六月八日刊。因為獨立媒體在2005年設了六四徵稿,湊興重貼在blogger)